我以十分敬仰的心情，一口氣讀完了《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一書。因我也是一位秘書工作者，所以倍感親切。掩卷而思，心潮難平，究竟是仰慕、是崇敬、是共鳴、是內疚，還是對秘書真諦的領悟、對秘書品格的再思考，一時難以說清。不過它給我最深刻的印象是：田家英確確實實是一個誠實的人、正派的人、有革命骨氣的人。他言行一致，表里如一，很少隨聲附和，很少講違心的話。他忠于黨、忠于人民，是一位很有才干的共產黨員。他為共產主義事業(yè)努力奮斗，做了大量工作。他用自己一生的秘書生活實踐，揭示了“秘書”二字的真正含義，回答了秘書工作者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品格和如何服務于政務的問題。田家英不愧為一代秘書的楷模。

秘書的作用究竟是什么？又怎樣發(fā)揮秘書的作用呢?對于這個問題，秘書界通過討論，也肯定了許多有益的東西。諸如秘書長和辦公廳主任(指不設秘書長的辦公廳)的工作任務是，“既要參與政務，又要管理事務”；秘書部門的主要作用是“樞紐作用”、“參謀作用”、“監(jiān)督作用”、“信息反饋作用”；秘書人員應起到“領導思想的完善作用”、“知識不足的補充作用”、“公務處理的協(xié)助作用”、“各種信息的反饋作用”、“日常工作的監(jiān)督作用”等等。但是，我以為秘書的主要作用應該是服務于政務?，F(xiàn)在，由于人們對秘書的職責和作用的片面理解，使秘書工作出現(xiàn)了不少扭曲現(xiàn)象。尤其在一些基層部門和某些領導者的個人專職秘書當中，他們把主要精力放在機關日常事務(當然必要的事務管理也是應該的，但不能主次顛倒)和領導者的生活服務上。不少秘書人員從早到晚發(fā)通知、排座次，甚至抬桌子、搬凳子，也有少數(shù)領導專職秘書整天忙于他的領導的生活服務，他們很少思考如何服務于政務的問題，使“秘書”二字失去了它應有的光澤和原本的含義。

秘書的主要作用應該是服務于政務。

首先，這是由秘書工作的政治性所決定的。一定的階級、政黨和他們的政權建設、經濟建設以及與之相適應的機構，都嚴格地要求有自己的強有力的秘書班子和足智多謀、文筆練達的秘書人員。正因為這樣，無產階級政黨和領袖人物都非常重視秘書工作。蘇聯(lián)十月社會主義革命勝利后，列寧就十分關心蘇維埃政權的秘書工作。他親自指示創(chuàng)制《文牘工作規(guī)范》(見《列寧全集》第三十六卷630頁)，并在全國各地推行。毛澤東和周恩來也都非常關心秘書工作，早在民主革命時期，在中央蘇區(qū)、在解放區(qū)都一貫重視秘書部門建設，曾做過具體的指示和要求。全國解放后，中共中央、國務院對秘書工作發(fā)布過一系列文件，對秘書工作的地位和作用等問題做了明確規(guī)定。可見秘書工作同本階級和它的政黨所肩負的歷史使命有著不可分割的密切聯(lián)系。今天，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國家是我們黨和國家的總任務。秘書工作必須為實現(xiàn)這個總任務服務。如果人們從理論到實踐、從認識到工作都能以此為標準去理解、看待秘書的作用，秘書工作就能跳出為小團體的狹隘利益服務的小天地，就能超越為領導者的事務服務的小圈子，就能擺脫繁瑣事務的種種纏繞，從而真正回到服務于政務的方面來。

第二，秘書服務于政務的作用是秘書所處的特殊地位決定的。自古以來，不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秘書都處在國家機關、企事業(yè)單位、人民團體的決策部門和指揮機關中，處在法律賦予一定權力的領導者的身邊。這種特殊的地位決定了它的任務就是為一定社會的統(tǒng)治階級利益服務。就我國的情況而言，古代最早出現(xiàn)“秘書”一詞時，就是指皇帝宮中秘藏之書。隨著杜會的發(fā)展和人類文明的進步，“秘書”一詞由指物發(fā)展到指人，即指國家機關中的一種官職。如東漢桓帝時，開始設秘書監(jiān)，相當于國家的圖書館長。魏晉南北朝設秘書監(jiān)、秘書丞、秘書郎，均指官職，南朝的粱曾設“秘書省”，開始作為國家的行政機構，并為歷代王朝所沿襲。而現(xiàn)代秘書是指國家行政干部一類的職務。在我國，如秘書長、辦公廳主任、秘書處長、秘書科長和秘書人員都是各級黨政機關的領導者和工作人員。田家英生前就曾擔任過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中央政治局主席秘書、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辦公廳副主任等職。在國外，一些國家的高級秘書相當于行政首長，如像國防秘書就是國防部長，外交秘書就是外交部長。英國、美國的文官委員會給秘書設置了不同層次的級別職稱，如高級文書官、助理級文書官，一等秘書、二等秘書、三等秘書；同時，在國內外各類企業(yè)中都設有秘書機構和職稱。

縱理中外歷史，秘書是社會分工的產物，是發(fā)展著的社會經濟政治把他推到了各級領導機關和決策圈周圍。因而使他在國家管理和經濟建設中，或參與謀劃運籌、指揮協(xié)調，或接待來訪、開展咨詢，或收集情報、反饋信息，或為領導者助理和提供現(xiàn)代尖端技術服務，起著領導不可缺少的參謀助手作用。即使是個人專職秘書，他們的主要職責也是為他們的領導者行使一定范圍內的領導職權服務，而絕不是私人所有，不是為個人的生活私事服務。xx總書記在同出席省、自治區(qū)、直轄市黨委秘書長座談會同志座談時的講話中指出：“辦公廳是黨委的左右手，或者叫工作機構。我們各級黨委辦公廳都是為黨委辦事的……辦公廳處在承上啟下的地位，在黨的工作部門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它工作好不好對黨委乃至全黨的工作影響很大?！笨梢娒貢块T和秘書人員的這種特殊地位，對于其發(fā)揮參謀助手作用是何等重要。所以，對于每一個秘書人員來說，就是要在其位而謀其政，而謀其政就是服務于政務。

三是秘書服務于政務的作用是被秘書工作的實踐所證實的。秘書服務于政務主要是憑借他承上啟下的特殊地位，采用文字的、口頭的形式，通過充分發(fā)揮參謀和助手作用來進行的。在這方面，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給我們做出了榜樣。田家英從1948年開始擔任毛澤東的秘書起，在長達18年的秘書生活中，以他高度的革命責任感、特有的骨氣、超群的才華，寫下秘書服務于政務的光輝篇章。特別是在建國以后，他按照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其他領導人的要求，進行了大量卓有成效的農村調查工作，直言不諱地向毛澤東和黨中央反映了當時農村出現(xiàn)的許多嚴重問題和不同意見。參與了黨中央指揮全黨、號令全國的許多重大決策和主要文件的起草，為毛澤東和黨中央領導我國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傾注了滿腔心血。建國初期，他在中共中央辦公廳工作時，發(fā)現(xiàn)有些領導機關不重視信訪工作，就和秘書室同志一起向黨中央、毛澤東寫了專題報告，提出要高度重視信訪工作，建議各級領導機關指定專人或成立專門機構負責這項工作。對這個建議，毛澤東非常重視，立即作了批示。毛澤東的批示連同秘書室的報告轉發(fā)全國后，很快推動了全國各級信訪機構的建立和工作的開展。只一份報告，就推動了全國的信訪工作，可見秘書的作用對于領導決策、指揮國事是多么的重要。1961年1月中旬，為了協(xié)助毛澤東主持制定“六十條”，按照毛澤東的指示，田家英帶領工作人員去到浙江農村調查。通過調查，田家英如實地向毛澤東匯報了群眾對公共食堂強烈不滿，難以為繼，應當解散的情況；陳述了一些地方糧食產量嚴重下降完全是由于“五風”造成的意見；同時，他建議搞一個《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他的這個意見又被毛澤東采納了。后來，在各地、各部門廣泛調查的基礎上，經過黨的多次會議討論，制定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條”。在制定“六十條”的過程中，田家英向毛澤東提出了許多重要意見，幫助毛澤東做了許多工作，受到毛澤東的贊揚。田家英在“六十條”的提出、制定和試行中都做出了貢獻。他的貢獻不僅是為完善一個偉大領袖人物的思想的貢獻，更是為解除億萬人民舉步維艱之苦的貢獻。要知道，在中國人民生活困難的時期，就是由于“六十條”的貫徹執(zhí)才扭轉了當時的農業(yè)局勢以至整個國民經濟的困難局面。以上事例充分說明，在領導機構、在領導者身邊，秘書通過自已的工作，把自己的聰明才智同領導者的思想融會在一起，其作用和意義是十分重大的。

秘書服務于政務應該具備些什么條件呢？主要有兩條：

一、決定于秘書人員服務于政務的正確意識。服務于政務的正確意識來源于秘書工作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強烈的革命事業(yè)心。一個人，只要有高度的革命責任感和強烈的革命事業(yè)心，就會時刻在做犧牲自己利益以至生命的精神準備，在真理和錯誤面前，他的選擇是堅持真理，修正錯誤。這種精神和氣質是秘書必須具備的。秘書人員，身處決策機關和領導者身邊，如果遇事順情說話，違心辦事，就會一言參政，遺害萬民，一文茍下，重誣后世。相反，遇事實事求是，對就是對，錯就是錯，不粉飾太平，不隱瞞時弊，就能為領導者提供決策的最真實最可靠的材料。

但是，對于一個秘書人員來說，發(fā)現(xiàn)問題并不難，難的是敢不敢向領導反映問題和提出自己的看法。這是一般秘書人員所難于做到的，但這卻正是秘書人員應該努力做到的。在這一點上，田家英為我們樹立了典范。1961年1月中旬，他在浙江農村調查時，遇到了食堂究竟是辦還是不辦的問題。當時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堅持把食堂辦好，而另一種意見則認為食堂應當解散。田家英通過調查，贊成解散食堂的意見。但這個問題實在太敏感，風險也太大了，敢不敢向毛澤東反映，是每個參加調查的人都舉棋不定的問題。因為當時，主張維持食堂的人，包括一些高級領導人和其他一些調查組，大有人在；過去有些人因食堂問題被打成“右傾機會主義分子”，中央剛剛發(fā)出的“十二條”指示信，明確規(guī)定必須“堅持食堂”，等等。所有這些，田家英都是知道的，但最后他還是向毛澤東反映了真實情況，并陳述了自己的意見。這對后來中央修改《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草案)》起了很好的作用。田家英的一生是堅持實事求是思想路線的一生，敢于直言是他在參政中的一貫作風。別人不敢說的話他敢說，別人不敢越的雷池他敢跨越。他為什么能這樣做呢？用田家英自己的話說，就是“上級的指示要執(zhí)行，但如果有錯誤，就應當反映，提意見。無非是妻離子散，打成右派，兒子不叫父親，死于非命，怕什么!要堅持真理。”“人民利益是衡量動機好壞的標準。凡是違反人民利益的要馬上制止。”田家英的胸懷，一個秘書的胸懷，時刻裝著萬家憂樂、人民利益，這就是他敢于直言、敢于堅持真理、大膽參政的力量源泉。所以，秘書要具有正確的服務于政務的意識，必先要有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意識。

二、決定于領導者的民主作風。秘書人員一般都是經過嚴格挑選的優(yōu)秀工作者，他們政治可靠，品質優(yōu)良，作風正派，思想敏捷，知識豐富，工作勤奮。領導者應該把他們作為自己工作上的助手，智力上的補充和事業(yè)上的志同道合者。對秘書既要嚴格要求、具體指導，又要高度信任、放手使用，要善于傾聽秘書的意見，尤其是與自己不同的意見；對重大問題應該同秘書共同討論，允許秘書同自己爭論。這種作風才是真正民主的作風，是一個領導者走向成功之路的必備條件。田家英之所以能向毛澤東提出許多重要意見，直言不諱，大膽參政，除了他本身的條件外，是毛澤東的民主作風鼓舞了他，沒有毛澤東那種偉大無產階級革命領袖的寬廣胸懷，是很難辦到的。

領導者同秘書之間創(chuàng)造民主氣氛，除了讓秘書講話外，還有很重要的一點，就是要承認秘書的勞動成果，特別是秘書堅持自己的意見、否定了領導的意見而取得的成果。毛澤爾對田家英正是這樣做的，所以，至今被人們傳為佳話。1956年6月召開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時，毛澤東親自為大會起草了開幕詞。但他很不滿意，就請秘書為他代勞再起草一份。田家英重新起草的開幕詞，文字精練，內容豐富，經毛澤東一宣讀，激起了與會代表的一次次熱烈掌聲和歡呼聲。會議休息時，一些代表走到毛澤東跟前，贊揚開幕詞簡短有力鼓舞人心，毛澤東對這些代表說：“這不是我寫的，是一個少壯派，叫田家英，是我的秘書?！?961年在黨中央召開的廣州會議上提到‘六十條”的由來時，毛澤東說：“我是聽誰的呢？就是聽了田家英的話，他說搞條例比較好?！边@些話雖然文字不多，聽起來也很簡單，但是，對于一個秘書人員卻是多么的難得，多么的有分量。秘書總是希望他的領導者對自己的勞動能夠有一個公正的評價。這是增強秘書服務于政務意識的又一個力量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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